中国感染病学的“华山”路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鲍安琪

首先,各单位在复工开工前应根据工作及生产的实际情况,开展风险评估,对存在的薄弱环节结合本单位员工的岗位特点、工作性质等,制定应对切实可行的疫情的防控方案,并落实到位。注意对人数较多的工作团队及岗位进行管理,对职工上班路径、办公场所人员密度、分散办公的可行性等进行评估,针对可能的风险点疫情期间制定灵活的工作制度,实施弹性工作制度,采取错峰上下班、网络办公等多种形式及方案,以降低人员密集度。

目前,大东港海关已暂扣该批赤贝,移交相关部门做下一步处理。(完)

2月19日,武汉大摸排之后,现在社区是否还有感染发烧疑似的病例?

一家公司安全督查员随时提醒大家就餐时不要说话,不要对着坐(资料图,图文无关。每经记者 张建 摄)

查房制度是戴自英教授传下来的传统。只要不出差,戴老师一定每周查房,而且查房前一天就看病人资料、做功课。1966年这个传统一度中断,到70年代又恢复了。翁心华说,以前有跟自己一辈的教授一起查房,这些年不少人不在了或者不方便了,就成了他一个人查房。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每周四翁教授的大查房,是华山感染科的“岁月静好”。

戴自英提出,厘清“传染”和“感染”的概念,正本清源。国内译为传染病的“infectious disease”,在国际上被称为感染性疾病。虽然两者均由微生物或寄生虫所致,但感染病的概念大于传染病(contagious disease),还包含非传染性的感染性疾病。

按照规定,居家医学观察期间,有任何症状应该及时向社区工作人员报告。2月13日,B已经出现咽痛症状,但医学观察期内她一直没说。等到2月18日,她的症状加重后,才向社区工作人员报告。

2003年4月14日,卫生部公布了SARS的五条临床诊断标准,包括5个方面:流行病学史、发热咳嗽气促等症状和体征、早期白血球计数不高等实验室检查结果、肺部影像学改变病变、抗菌药物无明显效果。4月20日,卫生部下发调整后的诊断标准,不再强调流行病学接触史,只要同时符合第二、三、四条标准即可诊断为疑似病人。

翁心华脖子挂着听诊器,走在几十位年轻医生前面。他个子高,即使人多,大家也能看见他。

上海市传染病医院主任医师、分管临床救治的专家组成员巫善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伏立康唑是专门针对深部真菌感染的新药,当时还未获批进入中国。SARS期间,辉瑞公司向中国捐赠了一批伏立康唑。该药上海无货,经市领导亲自批示,向北京紧急求援。20支伏立康唑由东航运抵上海,送至隔离病区的医生手中。患者康复出院,成为上海最后一位出院的患者。

这一认识逐渐成为共识。1999年,第六届全国传染病和寄生虫病学术会议一致通过了学科更名的决议。改名需要获得民政部的批准。经过三年报批,终于在翁心华的主委任上获得批准。

三是对于从中国境内其他地区(不包括湖北省)进(返)京复工复岗的人员,具备集中工作条件的,要进行封闭管理,在做好防护的前提下,可以边观察边工作;其他人员,还是要居家观察14天再上岗。

可想而知。疾控人员在现场流调时发现:B所在办公区域是在一个写字楼的一层大开间办公区,中间为一般员工办公区域,可容纳上百人;周围是管理人员办公室。职工的办公桌之间没有遮挡,距离很近,人员较为密集。但在疫情期间,单位并没有采取任何加大距离等举措。

后来,在上海市科委的支持下,专家咨询组成员、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姜庆五带领SARS流行病学研究课题组,共从疫区采集了近千份血清标本。检测结果表明,在SARS流行中后期,北方有些地区已被临床确诊为SARS的病人中,有一半左右体内没有SARS病毒感染的依据,即存在“过度诊断”的现象。

以保持清洁为主,当受到污染时可进行消毒。

上海市医学会向上海市卫生局推荐,由翁心华来担任上海市防治“非典”(后期改称SARS)专家咨询组组长。2003年3月底,翁心华刚从澳大利亚参加学术会议返回上海,即收到任命。

戴自英曾师从青霉素发明者之一、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牛津大学病理学教授弗洛里,1950年获牛津大学博士学位回国。1955年,创建了华山医院传染科。

此外,北京市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社区防控组办公室副主任、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强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对七类人群给予特殊照顾。

与其他医院的传染科大都实行大一统的苏联模式不同,自创建以来,戴自英主导的传染科就实行一种混合模式:既有苏联模式的专门收治传染性疾病的隔离病房,也有西方模式的收治感染性疾病的普通病房。

二是对于从中国境内其他地区(不包括湖北省)短期进(返)京(在京没有固定住所和职业,主要从事旅游、访问、商务、考察、过境等活动)的人员,须配合入住酒店的管理,进出酒店时要测体温,入住时要填报来京事由,登记在京联系人;有在京接待单位的,须执行接待单位有关疫情防控规定。如果有发热或身体不适的情况,要及时就医就诊并主动告知酒店和接待单位。

他说,当时他们确实承担了一定的风险,但大家都认为,坚持这样的筛查原则对于上海SARS防控很重要。因为春季是呼吸道疾病多发季节,患者出现咳嗽高热、肺部阴影等症状十分常见。如果把这些都作为SARS疑似病例隔离,无疑会加大流行病管理负担,真正感染的患者可能住不上院,因此要严把关口。

隔离期间复工,导致66人集中医学隔离

怎样满足居民对提高生活质量的要求?是不是社区工作的难点?

重视流行病学史,也是参与这次SARS防治给张文宏最深刻的启发。疫情期间,他替老师坚守在大本营,筛查疑似患者。他还按照翁心华的要求,对国内外所有相关资料进行梳理。5月,两人合著的176页的《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一种新出现的传染病》即出版,是国内最早一部介绍SARS的专业书籍。

2月13日,北京市疾控中心接到报告,有一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需要进行流调,暂且称这个病例为A。在对A进行流行病学调查时,流调人员确定了其女儿为密切接触者,女儿暂且称为B。

(七)员工休息室(区)等配套设施

办公场所应该如何防控疫情?

这是从北京协和医院教授王爱霞、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教授斯崇文到翁心华,三任主委接力的目标。

2002年11月16日,第一例病例在广东佛山市发生。2003年2月,上海拉开了防治SARS的序幕。

不久,5月3日,卫生部再次修改诊断标准,重新将接触史作为第一条标准。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医学界学习苏联模式,建立了以治疗肝病为主的传染病科。但业内有识之士已认识到,中国的感染病学科应该与国际接轨,与抗生素、公共卫生事业等结合,向“大感染”学科回归。

其中,对北京来上海旅游的一位57岁女患者的救治是最困难的。她的肺部出现继发烟曲霉感染,情况危急。当时国内有两性霉素B可以治疗烟曲霉病,但副作用大,专家组认为患者当时的身体状况难以承受。华山医院感染病学科终身教授、时任抗生素研究所所长张婴元提出,可以使用伏立康唑。

翁心华明确提出,不太同意删掉“有流行病学史”,对于确诊病例和疑似病例,都应坚持流行病学史。这个意见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赞同。“刘俊局长是非常有能力的一个领导,他非常支持我们专家的想法。”翁心华说。

员工本人也要注意自身健康状况,做到及时上报及时就医、不瞒报、不漏报。如果造成疫情传播,后期如果处理不及时,在人群聚集场所将会加大控制难度。

翁心华刚接任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主任委员,就遭遇到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考验:SARS来了。

(二)员工食堂、茶水间

一是对于过去14天内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停留且经由首都国际机场和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口岸入境的人员,免除居家观察14天的要求。在入境时需填报健康申明卡,进行健康申报,接受体温检测,佩戴口罩,人员之间保持距离。

在流行期间原则上不建议开放健身房。已经开放的要做好使用人员的健康监护和登记记录,提供免洗手消毒剂或洗手设施,提醒使用人员接触健身器械前做好手卫生。确保室内空气流通,环境清洁。

武汉市武昌区中南路街百瑞景社区党委书记 王涯玲:这的确是我们社区工作的难点,因为之前大家可能就觉得一般的生活必需品就可以了,但是随着在家里待的时间比较长,居民的需求也呈现了多样化、个性化,虽然对我们的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难度,但是我们还是会尽量的满足居民的需求,只要居民向我们网格员发出要求,我们都会尽量地满足,比如说他们要买奶茶,还要红豆味的,还有的要买自发热小火锅,我们能买的尽量满足,因为我们也理解居民在家里待久了,他情绪可能也通过这样一些买东西来得到一个疏解,所以作为社区我们会尽量满足居民的需求。

疫情中,中国境内(含香港)累计7000多人感染,死亡649人。其中,北京、广东、香港特区感染人数均超千人。而上海市仅8人感染,2人死亡,其中7人为输入性病例,仅一例属家庭继发性感染,无一例内源性感染,医务人员没有出现一例感染。

电话的另一头并不完全同意。但由于经过专家组讨论形成了结论,刘俊、翁心华、俞顺章都很坚持。对方表示,如果上海坚持意见,需要提交情况说明并签字,要承担以后的责任。刘俊问翁、俞二人的意见,二人均表示愿意承担责任,当场签下情况说明。

对滞留在武汉的外地人,提供了怎样的帮助?

重视注意优化工作程序,通过可行的措施,减少职工之间近距离接触的频率。通过采取减少共用物品、缩短交流时间,保持相互间距等措施,最大限度降低感染风险。否则一旦发生疫情,给复产复工带来的损失更大。

经实验室检测鉴定复核,该批进口水产品PSP超标。

PSP是常见的海洋毒素,春季为其高发季,毒性剧烈且加热、冷冻均不能使其完全失活,全球每年因PSP引发中毒事件为2000余起,死亡率高达15%。

专家咨询组由上海市卫生局牵头,由20位来自感染科、呼吸科、临床微生物、流行病学、重症急救等方面的顶尖专家组成。

82岁的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终身教授翁心华接到通知,下午去上海疾控中心参加上海市新冠肺炎临床救治专家组会议。他因此取消了当晚的年夜饭。过年不好打车,他的学生、专家组组长张文宏特意开车来接他。

制定合理的人员路线和分流措施,减少人员聚集。定期做好人员经常接触部分的表面消毒,近距离接触时要戴口罩。

武汉市武昌区中南路街百瑞景社区党委书记 王涯玲:我们社区也有这样的少部分滞留在武汉的居民,他们已经向我们社区发出了求助,我们也会根据民政局下发的审核的规定,给他们上报,我们社区目前已经上报了3户,一共是6人,享受了每人3000元政府的临时救助。

关于诊断标准的这个插曲一度引起外媒关注,出现了“上海沿用自定的苛刻标准诊断SARS,令疑似病人数字保持低水平”的怀疑之声,在当时的防疫形势下,上海方面则否认有过不同标准。真实情况究竟如何,在已过去17年的今天,翁心华觉得,终于可以做出澄清了。

“我想通过这个案例告诉大家,对于疫情防控不要心存侥幸,不要把防控方案和预案停留在纸面上、文件中。要像抓复工复产一样做好防控措施的落实,否则就会为此付出代价。”

四是居住在河北省廊坊市北三县等环京地区的在京工作人员,这些人员上下班往返属于日常通行,不作硬性要求,但是进出京要接受例行检查。

对此,庞星火介绍了防控原则:

庞星火还提醒说,单位一定要认真做好员工的健康监测,对出现发热、咳嗽等症状的员工,要督促他们及时就医。

会议一直持续到11点多才结束。从疾控中心出来时,正下着大雨。翁心华说,这不是倾盆大雨了,这是“倾缸大雨”。他搭的是专家组成员、长征医院传染科主任缪晓辉的车。雨水模糊了挡风玻璃,看不清前方路况,也不知道开在什么路上。车逆向驶上了一条单行道,开了一段距离才发现,但没有办法,只能继续向前开。不知过了多久,翁心华终于安全回到了位于肇嘉浜路附近的家。

注意!这7类返京人群免除隔离14天

华山医院现任抗生素研究所所长、感染科副主任王明贵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华山医院感染病学科的整个亚专科是国内最全,与国际最接轨的。这是因为,一开始他们就是两条腿走路,由感染科和抗生素研究所两条线组成。“有了这两块,你的感染科才真正能叫做感染科。”

1984年12月,戴自英退休。翁心华接替他,担任了华山医院传染科主任。他有意识地请戴老师发表文章,引起讨论,为学科转型做准备。

第二天上午,刘俊把翁心华和专家咨询组副组长、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俞顺章请到位于上海市120急救中心的指挥部办公室。当着翁、俞二人的面,他打电话给卫生部,说明上海对于诊断标准的意见。

“感染界的福尔摩斯”

几乎与此同时,上海第一例SARS患者出现了。3月27日,一位从香港回来的女士来到上海一家区级医院发热门诊就诊,随即转入上海定点收治SARS病人的上海市传染病医院。4月2日,被确诊为SARS。

(五)ATM机、自动售货机、智能快递柜、储物柜等

“17年前SARS时,我做上海专家咨询组组长,想不到17年后我的学生替代我来做组长了。他很有能力,他会做得比我更好。”在这次上海临床救治专家组会议上,翁心华如是说。

B所在的这个部门还能正常工作吗?

2002年10月,翁心华当选为第七届中华医学会传染病学分会主任委员,李兰娟等为副主任委员(后李兰娟接任第八届主任委员)。他们的首要工作目标,是将传染病学分会改名为感染病学分会。

保持空气流通,以清洁为主,预防性消毒为辅。延长供餐(饮)时间,采取有效的分流措施,避免人员密集。

翁心华说,这不是三个字名称的改动,实际上是学科走向的变革。“这种拓宽是学科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我们与国际接轨的必然要求。”

戴自英还是中国临床抗生素学奠基人,1963年在上海主持创建了中国首家抗生素临床研究室。抗生素领域涉及许多出自拉丁文的细菌名与药名,发音独特,连学外语的人也读不准。戴自英的研究生,后来曾任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华山医院党委书记的张永信回忆,他们对戴老师的原版英式英语非常羡慕,但仿学很难。一次张永信试探地问能否录音,戴自英欣然同意,认真地将常用细菌名慢读一遍,个别特殊的还加以重复。后来那盘正版磁带被同学们反复翻录。

一家公司食堂门口的提示牌,提醒就餐的员工(资料图,图文无关。每经记者 张建 摄)

2月19日,B被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B确诊了,疾控中心开始排查B的密切接触者。B已经于 2月10日复工,流调人员对她工作场所接触过的人员逐一进行排查,最后共划定66名密切接触者,全部进行集中医学隔离。另外还有200多名一般接触者,正在进行居家医学隔离。

武汉市武昌区中南路街百瑞景社区党委书记 王涯玲:没有,我们社区从上一次摸排了以后,社区的确诊、疑似全部清零,一直到目前社区再没有新增的确诊、疑似病例,排查出的发热人员也及时的送到了隔离点,现在我们的小区是安全的。

1月24日,大年三十,武汉封城第二天。

查房前,各医生先通过科里的微信群上报疑难案例,每周选出其中最疑难的一两个。其中不少是从全国各地转过来的疑难病例。

“从那时起我就把自己的时间精力全部投进去研究这个疾病的防控,这与翁老师早期就提醒我们要重视这个病是有关系的。”张文宏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一般来说,密切接触者应该进行集中医学观察。但是B有点特殊,她的宝宝很小,而且她还处于哺乳期。所以,她没有到集中点进行集中医学观察,而是在家中进行居家医学观察。

周四上午,翁老师先跟大家一起在科里的会议室回顾这个病例。科里的医生、进修医生和学生,多时七八十人,少时五十来人,会议室坐得满满当当的,有时还坐不下。回顾完,再一起到病房里去看病人。病房小,只有主治医生等在里面,其他人轮流进病房观摩。

食饮具一人一用一消毒。

五是民航机组、铁路班组工作人员,这些人员频繁异地往返,属于刚性的岗位需求,返京时集中居住即可。

张文宏说,坚持疫源地接触史是传染病防控最重要的精神。“你如果把网撒得太广,反而捉不住真正的大鱼”。这次新冠肺炎防治,上海的策略其实和2003年SARS时是一样的。把来自重点地区的人群“看好了”,就能控制住。

之所以有这样的成绩单,翁心华觉得,跟他们牢牢坚持流行病学史有关。

武汉市武昌区中南路街百瑞景社区党委书记 王涯玲:这样一些老人,每个社区都有,我们摸排的数据,第一个就是之前社区已经掌握的一些没有子女的老人,或者是子女不在身边的独居空巢的老人,还有在小区封堵了以后,有些子女不方便过来,又增加了一些独居的老人,社区网格员在前期进行大排查的时候,都已经掌握了这样的数据。截止到目前我们社区像这样独居的老人、空巢的老人大概接近200多户,网格员会定期和他们联络,了解他们的需求,会把政府分发的爱心菜给他们送过去,我们也会根据他们的个性需求为他们代买代购。

这也是翁心华的老师戴自英多年努力的方向。

那么,办公场所应该如何防控疫情?

1962年,翁心华从上海第一医学院毕业,进入其附属华山医院传染病教研室工作。教研室主任是戴自英,翁心华的大学老师徐肇玥为副主任。传染科工作条件艰苦,几乎是医院里条件最差的一个科室。戴自英告诫他们:“传染科医生要挑得起担子,经得住考验,放得下名利,守得住清寒。”

在车上,翁心华笑着对张文宏说,SARS时自己在上海弄了半年只弄了8个病人,这次上海首例确诊才4天,就20个确诊病人了(截至1月23日24点)。自己的第一感觉是,这次新冠病毒的传播力比SARS还要更强一些。

SARS防治的上海标准

六是在京中央单位往返疫情高发地区的工作人员,出于单位管理和家庭安全的需要,这些人员返京后要按规定集中隔离办公、居住。

庞星火说,疾控部门希望通过这个案例提醒各企业,复工后一定要高度重视各项防控工作。

4月20日晚8点,上海市卫生局局长刘俊在上海市疾控中心紧急召集会议,研究调整后的诊断标准,上海市专家咨询组成员悉数到场。

在这么庞大的小区里,有没有空巢老人,怎么发现他们,怎么提供该有的帮助?

应保证地下车库通风系统运转正常。地下车库的地面、墙壁应保持清洁,受到污染时进行消毒。停车取卡按键等人员经常接触部位应每日消毒。

卫生间应保持清洁和干爽,空气流通,提供洗手液,并保证水龙头等设施正常使用。应增加卫生间的巡查频次,视情况增加清洁和消毒次数。

员工休息区(室)原则上不建议开放,必须开放的配套服务设施应保持空气流通、环境清洁干爽。